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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金融改革绩效新范式

作者:张杰

2017年12月22日 摘自:《中国金融》 2017年第22期共有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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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过程,是由一系列或浓或淡或绚或素的真实金融故事“勾画皴染”而成的历史长卷。这些金融故事,有的不乏惊险传奇色彩,有的又充满离经叛道意味。主流范式的捍卫者自然会蔑视这些故事,他们或视而不见,或弃之如敝屣;新范式的开拓者则循着这些故事的脚印一路走来,随手捡拾皆如获至宝。后者冥冥之中感悟到,在这些鲜活而平常的金融故事里面极有可能蕴藏着足以掀起一场金融分析范式革命的理论富矿,值得投入成本进行勘探与采掘。

赶超战略与政府主导型改革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道路的选择以及深嵌其中的金融因素的角色?早前,经济学家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争论以及政策实践,从一开始就凸显出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分岔。林毅夫等对“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爱与强调,意在将自李嘉图以来延绵不绝的这一主流经济学传统(理论逻辑)印证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而最终被选中的“赶超战略”则无疑契合了当时特定的背景与条件,因此明显具有历史逻辑上的合理性。上述逻辑分岔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随即演化为经济改革的激进与渐进之争。激进改革的始作俑者大多为欧美主流学者,它以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模板,自然符合先验预设的理论逻辑。渐进改革则属于“前无古人”的全新制度探索,它必然背离主流路径而遵循基于本土文化传统与演进经验的历史逻辑。

  当然,中国的渐进改革并非从一开始就“有章可循”,它是无数次惊心动魄和成本不菲的制度试错(其中包含几次激进试验)的结果。那个长期饱受主流学者诟病的政府主导型改革格局,便是在此过程中被“内生”出来的。在改革伊始的一段时间里,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都是中国改革道路的可能选项,但残酷的制度试错结果表明,政府主导更有利于兼顾改革、增长与稳定。基于此种初始条件,新体制所需要的市场因素几乎不存在单独成长的可能与空间,它只能依托政府主导型结构逐步添加。这种情形曾被青木昌彦等概括为“政府内生市场”命题。很显然,若脱离中国经济改革实际过程的历史逻辑,只从理论逻辑角度分辨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孰优孰劣,在理论上毫无价值,在实践中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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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贾瑛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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