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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衍生品市场发展路径

作者:李正强 刘岩

2017年11月30日 摘自:《中国金融》 2017年第23期共有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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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衍生品市场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完善法律体系、实施有效监管、加强风险防范过程中,市场的监管者和组织者都进行过积极的努力。梳理中美衍生品市场发展历程脉络,在比较中探寻规律,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衍生品市场相关体制机制,推动市场规范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美国衍生品市场发展路径

  美国衍生品市场在实物现货贸易基础上产生,是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产物,在独立的联邦监管机构正式成立并开展强有力的统一监管之前,经历了120多年较为混乱的发展历程,联邦监管机构实施有效监管才使美国衍生品市场逐步走向规范。这一长期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无联邦政府统一监管的混乱无序阶段(1848~1921年)。此阶段美国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有以下特点:一是没有联邦层面的法律及监管机构。针对市场早期的混乱局面,美国国会自19世纪80年代起开始致力于期货领域的立法,1880~1920年提议了200多项法案,联邦层面的立法几经尝试,1921年国会通过《期货交易法》,但很快于1922年在“希尔诉华莱士”案中被最高法院裁决违宪,联邦立法始终没有成功。在此期间,联邦政府机构针对个别事件有所介入,但没有统一的监管机构。二是州层面颁布相关法律并实施监管,但效果甚微。美国衍生品市场的立法早期主要集中在州层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874年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通过的《反逼仓条例》,以及其他州通过的反投机商号、禁止“特权”交易等法律,但针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效力整体比较弱。三是交易所履行一线监管职责,但自律监管功能发挥不足。美国的期货交易所作为自律监管机构很早就开始履行一线监管职责,但由于处在市场发展早期,衍生品市场大多数风险管理制度还没有形成,仅有的最低保证金制度也非常不规范。交易所对市场违规行为的监察监控更是不够系统和深入,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第二阶段:联邦立法和集中监管的初步尝试阶段(1922~1973年)。此阶段美国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完成了针对衍生品市场的联邦立法。1922年的《谷物期货法》是美国对期货交易进行联邦监管的最初立法,结束了市场70年没有联邦法律的历史,使期货交易能够合理合法、统一规范地在联邦政府指定的“合约市场”内进行。1936年颁布的《商品交易法》提供了对各类市场滥用行为进行控制的手段,禁止操纵、限制持仓等很多内容成为当今美国期货市场法律体系的核心。二是统一的监管部门建立并开始发挥作用。根据《谷物期货法》规定,美国农业部设立谷物期货管理局(GFA)履行对谷物期货市场的监管职能,主要职能是开展相关调查,发现违规行为后交由交易所负责实施监管。《商品交易法》颁布后,由美国农业部下设商品交易监管局(CEA)全面履行期货市场统一监管职责,开始有调查、诉讼和处罚权力。GFA、CEA进行的大量调查、实施的系列监管举措对美国衍生品市场规范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三是核心风险管理制度相继出台。在最低保证金制度得到进一步统一和规范的同时,GFA于1922年开始实施大户报告制度,伴随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引发的商品期货价格急剧下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制定了涨跌停板制度,1936年《商品交易法》中正式规定了投机持仓限制制度,之后美国商品期货市场还曾多次通过执行强行平仓制度抑制投机。四是监管机构与交易所之间经历了艰苦博弈过程。美国衍生品交易所对市场的主控能力比较强,对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经常不配合、敷衍应付,甚至推诿、拒绝执行。

  第三阶段:独立统一联邦监管机构全面加强监管的规范发展阶段(1974年至今)。此阶段美国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独立、统一的联邦监管机构建立并发挥重要作用。1974年美国国会颁布《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法》,该法案规定由国会授权成立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统一监管美国期货市场,实现了独立、统一的专业机构监管。CFTC被国会赋予修改交割规则、规定持仓限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交易秩序以及民事处罚等多方面监管权力,并直接对国会负责。二是衍生品市场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美国陆续颁布系列重要法律,根据市场发展变化对《商品交易法》不断完善。1974年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法》确立了CFTC的监管地位;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取消了对期货及期权合约的禁止性规定,确认了场外衍生品的合法地位;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将期货行业的成功监管机制推广至先前受监管较少的场外衍生品市场,使美国衍生品市场由“原则化监管机制”向“规则化监管机制”转变。三是风险管理制度不断改进,逐渐成为当今世界衍生品市场核心制度。美国从监管机构到自律组织的一整套风险管理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最低保证金、大户报告、投机持仓限制、强行平仓等很多制度逐步成熟,在当今衍生品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四是监管机构对交易所的控制增强,二者间的博弈逐步缓和。CFTC成立后被赋予诸多权力,其作为联邦监管机构的强势地位得到确立。交易所进一步认识到市场规范发展的重要性,对监管机构指令的执行力增强,在追求规模和效益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市场监管和风险防控。监管机构和交易所间的博弈逐步减少,更多的是维护市场规范有序的协同与合作。

中国衍生品市场发展路径

  中国衍生品市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具有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特点。

  第一阶段:早期试点探索阶段(1987~1993年)。中国从1987年底开始推进期货市场理论研究并逐步开展试点,1992~1993年,期货交易所从不足十家迅速扩张到六七十家,期货经纪公司达到300余家,期货兼营机构2000多个,交易的品种上百个。在此期间,由于中国期货市场发展过快,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交易品种重复性比较高,很多品种不符合期货特点,给投机提供了温床;境外期货交易盲目发展,造成国家外汇流失;地下交易、欺诈行为屡有发生,引发诸多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

  第二阶段:清理整顿阶段(1993~1999年)。针对期货市场的投机炒作和恶性竞争,1993年国务院推动实施了第一次清理整顿,建立了统一的期货监管机构,确立试点阶段期货交易所的数量为15家,减少期货品种数量至35个。1998年第二次清理整顿后,仅保留了上海、郑州、大连三家期货交易所,并再次减少期货品种至12个。

  第三阶段:快速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此阶段中国衍生品市场获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伴随相关法律和配套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市场法规体系得到完善;成功抵御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各类风险事件的冲击,风险防控体系不断健全;金融衍生品、期权品种的开发上市使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和领域得到实质性拓展,上市交易的期货和期权品种增加到55个;市场流动性合理,参与者结构得到优化,市场运行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交易规模稳步增长,2016年上海、大连、郑州三家交易所在全球排名分别为第6、第8和第11位,商品期货成交量已经连续八年世界第一;衍生品市场的经济功能逐步得到有效发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

  中国衍生品市场在很多方面呈现与美国衍生品市场不同的特点。

  第一,坚持符合中国实际、行之有效的发展理念。在中国证监会倡导下,中国衍生品市场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强调衍生品市场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中国衍生品市场的监管者和组织者坚持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市场安全平稳运行为前提,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中国证监会作为核心监管机构,统一谋划品种研发、对外开放、路径选择等行业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同时做好全面统筹,严格规范品种、工具上市程序,各项工作紧密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中心目标展开。

  第二,通过独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实施强力监管,建立起适合国情、运转有效的“五位一体”监管体系。早在中国衍生品市场的试点期间,国务院就明确由中国证监会负责期货市场的监管工作,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多年来中国证监会被赋予多项审批权、调查权和行政执法权,依法、从严、全面履行各项监管职责,对衍生品市场实施全面监管。中国建立了包括中国证监会、各地证监局、期货交易所、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和中国期货业协会在内的“五位一体”监管体系,按照“统一领导、共享资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协作、合力监管”原则开展工作,增强了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的能力。尤其是创新性地在中国证监会统一协调下由四家期货交易所共同出资组建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对期货保证金及相关业务加强监控和管理,有效避免了投资者资金互相占用及期货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风险。

  第三,建立完善的法规体系,强化监管效力。中国在引入期货交易机制后不久,期货市场相关法规体系很快建立并得到完善。试点不足10年时间,国务院就于1999年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国证监会也颁布并实施与之相配套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期货业从业人员管理办法》。2007年国务院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连同涉及期货交易所、中介机构、高管人员、金融期货业务等覆盖期货市场各个方面的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规范中国衍生品市场的核心法规体系。在此法律框架下,中国衍生品市场建立了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制度、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预警监管制度、投资者保障基金制度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强化了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效力。

  第四,交易所与监管机构高度协同一致,大大减少了监管博弈。中国衍生品市场强化监管,交易所高管均由中国证监会任命,这一独特的管理体制使中国的监管机构和交易所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有效减少了监管机构和交易所之间的博弈。同时,中国的交易所本身具有非营利性质,国外公司制交易所普遍存在的营利性活动与自律监管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在国内并不突出,中国的交易所更能够协助监管机构,从行业发展角度,切实维护市场“三公”原则,推动市场规范发展。

  第五,建立完善的制度,强化风险防范、确保稳健运行。中国的监管机构和交易所从维护资本市场安全、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强调平稳运行对于市场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并进行了很多创新。中国衍生品市场已经建立起事前风险防范制度、事中风险监控制度、事后风险处置制度,形成了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尤其是采取严格的交易前风险管理,对投资者每笔交易对应的会员资金、投资者持仓都进行检查,有效降低了市场风险。

加快发展中国衍生品市场

  在充分学习借鉴美国经验基础上,中国衍生品市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但是,中国衍生品市场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实体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总体形势还很不适应,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商品生产、贸易和消费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这些都迫切需要通过加快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予以改变。

  一是提升衍生品市场立法层级,完善核心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全国人大出台规范衍生品市场的基础性法律,提升法律层级,做好顶层设计,明确衍生品市场基础法律关系、民事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明晰各层级监管职责,做好与《证券法》在范围上的分工。立足现有基础,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全面完善与基础性法律配套的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是全面做好市场监管和风险防范,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充分发挥“五位一体”监管优势,强化中国证监会监管效力,充分履行期货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责,加强协作,全方位加强市场监管,完善风险控制措施,切实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能力。紧跟国际市场发展趋势,学习运用新方法、新手段,有效应对各类创新对市场监管和风险防范提出的挑战。

  三是加快对外开放进程,提高大宗商品定价能力。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原油、铁矿石等品种开始,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利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进行资产配置,推动境外设库、保税交割等业务发展。为全球市场提供真正具有公信力和代表性的中国价格,提升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四是加快新工具、新产品上市步伐,构建完备的品种和工具体系。加快推动关系国计民生、具有中国特色品种的开发上市,填补部分战略性资源品种、指数品种和金融衍生品种等的空白。在现有期权市场平稳运行的前提下,逐步扩大期权品种,提高覆盖面。持续拓展服务实体经济的新领域,构建与我国经济地位和发展水平相符合的品种和工具体系。

  五是加快场外市场建设,探索丰富创新服务。积极推动场外期权、远期等衍生工具的开发利用,拓展延伸服务,发展指数基金、ETF等投资产品,满足实体产业个性化、多样化的风险管理需求。通过寻求资金融通、信用保障和仓储安全维护等领域的创新,丰富场外业务层次。拓展场外业务的场内清算,促进场内场外市场协调发展,推动期现货市场进一步融合。

  六是持续完善合约规则制度,做好市场拓展服务。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紧跟市场发展变化,使合约规则制度最大限度满足现货市场需求。大力推进制度创新,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服务走在国际衍生品业务发展最前沿。创新市场拓展与产业服务的方式和手段,促进现货产业链各类主体对衍生品市场的参与和利用。全面完善投资者结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有序利用衍生品市场进行资产配置。

  作者单位:大连商品交易所;李正强系理事长

  (责任编辑 张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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