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10年第14期 > 随笔 > 正文

您好,欢迎来到《中国金融》,进入 [博客][论坛]

异化的信用评级

作者:梅新育

2010年07月19日 摘自:《中国金融》 2010年第14期共有条评论

打印Email评论

  如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金融危机一样,信用评级机构在这场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遭到了广泛质疑,其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的角色更被指为国际金融霸权主义打手,不是帮助市场规避危机,而是制造和引爆了危机。欧盟委员会两度针对信用评级机构提出旨在加强监管的立法建议,包括主张设立“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今后在欧盟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统一向该新机构登记注册,领取欧盟“牌照”,并接受“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的监管。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的金融监管新规中也包括一项修正条款,该条款要求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内创立一个评级理事会,由该理事会指定评级公司对证券进行评级,而不是由银行等证券发行人自行选择。如果这一条款最终保留在最后的统一文本中,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信用评级模式。此外,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法案文本都大大便利了投资人对信用评级机构提起诉讼。如果信用评级公司关于某一投资安全性的判定最终证明是错误的,信用评级公司将承担法律责任。至于早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便深受其害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对信用评级霸权的抨击更是不绝于耳。而要准确评估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追溯金融监管中使用信用评级工具的由来和理论基础。
  在金融监管中使用信用评级工具由来已久。1931年,美国货币监理署就率先在监管中对投资级、非投资级债券区别对待,银行可按账面价值持有评级为BBB级或更高的债券,评级较低的债券需要冲减至市值,相应损失的50%需要从资本中抵扣。但在监管实践中广泛运用却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在微观审慎监管体系中,信用评级工具主要运用于以下四个领域,通过影响被评级对象的融资成本而发挥警示作用:
  首先,利用信用评级工具限制机构的资产组合选择,禁止一些机构持有非投资级证券。1936年,美国货币监理署和联储禁止银行持有至少两个评级机构没有评为投资级的债券,这一规定又于1951年被国家保险委员协会采纳。这种做法后来运用得日益广泛,扩展到了养老金、储蓄与贷款、货币市场基金等领域。在日本,货币储备基金不得买卖评级低于A级(长期)或AA级(短期)的债券;意大利则禁止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评级低的票据。在新兴市场,智利和墨西哥都对养老金投资设定了以评级为基础的投资限制,菲律宾对社会保障和工人补偿体系也设定了这一限制。智利还规定,商业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的海外投资,限于短期公债和由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发行或担保的且长期国际债务风险评级(以及相当的短期债务风险评级)不低于BBB级的私人企业发行的债券。
  其次,利用信用评级工具改善信息披露。1982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宽了对投资级债券发行者的信息披露要求,允许高信用等级发行人使用简化的信息披露格式。1992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3a—7规则》,允许评级为投资级的资产支持债券发行人使用简化的等级要求。
  再次,利用信用评级工具调整资本要求。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保险监管机构开始借助信用评级工具来确定持有某些类型债券时所需留出的资本。1975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对持有没有评级为三个最高信用等级的商业票据以及持有非投资级不可转换债券的经纪人和交易商设定更高的扣减规定。1993年,欧共体颁布《资本充足率指导原则》,规定金融机构应为持有非投资级债券预留更多的资本金;到1997年,大多数欧共体国家都根据《资本充足率指导原则》要求修改了本国立法。影响最大的还是巴塞尔协议在修订过程中将风险权重与信用评级联系起来。
  最后,对某些金融工具发行人也提出了信用评级要求。如日本对国内外发行人发行欧洲日元债券有评级要求;法国对发行商业票据、资产支持债券和银行存单都有信用评级要求。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都为债券发行制定了评级要求。
  从理论基础和发展历程来看,在金融监管中引进信用评级工具未尝没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是否在监管中广泛运用信用评级一直存在不同意见,甚至主要信用评级机构也反对如此广泛地在监管实践中运用评级工具。实践中,信用评级工具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异化。这些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用评级的准确程度如何?究竟能否准确反映潜在风险?对此是有疑问的,特别是信用评级机构对主权风险的评级纪录并不令人鼓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没有预先作出反映就是一个突出案例,这次希腊及欧元区主权信用危机又是如此。
  第二,信用评级一旦成为法定的监管要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扭曲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发行人和证券推销机构会寻求“采购”最廉价或最宽松的评级,并赋予评级机构某种特权。如果评级机构的法定收入来自监管的需要,就很可能使其业务重点偏离为投资者提供信息的宗旨,而广泛采用基于评级的监管措施恰恰是促使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市场评级机构产生的主要动力。由于新兴市场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很多与政府部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分强调信用评级可能造成新的腐败和败德行为。
  第三,信用评级机构不仅在确认机构投资者使用的金融工具的信用等级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还广泛从事基金业绩评价业务。早在数年前,仅标准—普尔的基金评级部门就在7个国家开展业务,超过1000家基金管理公司使用其基金业绩评价服务;与此同时,信用评级机构又逐渐卷入某些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的经营咨询业务。2001年底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诚信危机已经充分显示了会计师事务所同时从事审计、咨询业务所隐含的利益冲突,以及这种利益冲突对会计师事务所中立、客观立场的损害,信用评级机构从事的上述业务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更广,对其中立、客观立场影响如何,不言而喻。
  第四,评级变更能够引起资产价格、融资成本变动,进而在市场上造成正反馈动态发展,由于降级对资产价格、融资成本和资本流量的影响大于升级的影响,评级变更的“证明效应”甚至有可能造成自我实现式危机。根据IMF2000年9月《国际资本市场》提供的资料,有一项研究分析了主权外债评级调整之前和之后12个月中流入新兴市场的债券、股票和贷款总流量(不仅是主权债,还包括整个国家的),研究对象是1990~1999年穆迪和标准—普尔公司对新兴市场评级的61次上调和95次下调,结果发现在升级后12个月内,债券发行平均增加17%,银团贷款和股市融资平均增长10%;降级后债券发行平均减少幅度高达25%,银团贷款和股市融资平均减少30%。  2002年7月1日,穆迪公司将法国传媒巨头维旺迪环球集团(Vivendi)的长期债券评级从Baa3级调低到Ba1级,即所谓“垃圾”级,导致该公司股票7月2日在巴黎证券市场上遭遇抛售,股价暴跌15.86%至20.08欧元,而此前维旺迪刚刚更换了公司总裁,不少人对公司前景的预期开始转好,公司的股票因此在7月1日上涨了9.23%。交易员和分析师普遍认为穆迪此举必将导致维旺迪公司解体;法国工业部长尼科尔·方丹喻之为来自北美的“阴谋”。事后看来,1997年2月14日穆迪下调泰国信用评级是引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1997年7月至1998年11月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评级调整号称近代主权信用评级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突然的评级下调,也引起了广泛争议,人们指责信用评级机构在危机发生前没有及时发出警报,危机爆发后又反应过度。在这次希腊及欧元区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再度遭遇争议。在希腊债务危机一步步升级成欧洲债务危机的全程中,危机每次加剧背后似乎都有评级机构的影子,信用评级机构每次调低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都会在金融市场上掀起一番波澜,重创市场信心。
  鉴于国际知名独立信用评级机构集中于美国,同时垄断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新生的信用评级市场,而这些机构对美、英及其金融机构显得颇为“宽容”,对非美、英西方国家相对严格,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其金融机构则相当苛刻,人们不能不怀疑这些信用评级机构能否真正做到他们自我标榜的公正、客观。1995~1996年,经由惠誉和穆迪评级升级的几乎全部是美、英银行,实际上1997年底美、英两国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多达5000亿~10000亿美元,仅英国银行系统1.5万亿美元金融资产中就有2000亿美元不良债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巴西等23个新兴市场的金融机构竟然无一获得穆迪的A级信用评级,获得B+评级的不过四五家,获得B评级的不超过20家,而美国就有92家跨国金融机构信用等级在B级以上。面对这种鲜明的对比,1998年8月13日《远东经济评论》发出了这样尖锐的质问:谁为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评级,以保证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评级的客观、公正?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类似质问更是与日俱增。

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
(责任编辑 赵雪芳)

打印Email评论

相关阅读

我要评论 [ 所发表评论仅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中国金融》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