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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铜情结”、低水平货币均衡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本位困扰”

作者:张 杰

2010年05月04日 摘自:《中国金融》 2010年第9期共有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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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货币文化基本上是铜文化,几千年间,不论封建王朝还是苍苍蒸民都对“方好圆肉”的铜币表现出强烈的依恋之情。对于封建王朝,它既是施行王权统治以御万民的工具,又是其统治机制赖以生存的根基——农业经济的象征物。在统治者心目中,铜货币就是他们所企求的王朝千古相传的“吉祥物”。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命运同铜货币拴在一起,极力维护其形象,保存其内质,以寄托对自己统治“天圆地方”的情愫。对民众来说,其低下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与低值的铜货币形成天然的紧密联系,他们担心它的贬损给自己的生计带来威胁和灾难,所以总是虔诚而愚昧地乞求它的完好存在。于是乎,他们便把自己的命运和铜货币拴在了一起,为其稳定而欣慰,为其贬损而痛泣。
与“恋铜情结”长期伴随的是铜本位制度。自秦朝统一六国货币于“半两”,中国人世世代代便与这种低值货币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清末,数千年来,尽管不时有新的货币形制涌现,但它们大都只是铜本位货币的点缀与陪衬。唐宋以来,铜本位货币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已开始受到缓慢发展的货币经济的震荡,但是,新本位构造的机制又受到商人资本畸形发展的扭曲、银货难产的阻塞、铁铅铸币的拖滞,还有财政意志的驱使,使唐宋以降的中国货币发展史形成一种奇异的格局。
  诞生于公元11世纪的交子,曾被誉为世界纸币之滥觞。但其内质究竟如何呢?王亚南先生说:“中国之有纸币,由来已久。那不是由于商品流通便利上的要求,而是由于国君或皇帝有了任意发行纸币的权力。”他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交子的发生正是由于“商品流通便利上的要求”,后来政府发现其中奥秘,才以“权力”加以驱使而“任意发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流通券的发明,直到它与中国的造纸和印刷两大发明相联系以后,才得到有效的应用。”汤因比也说对了一半。纸币的出现的确需要纸和印刷术,但仅具备这两个条件还远远不够,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发达的商品交换。进而言之,更重要的条件是货币本位的成熟过渡和信用制度的发达。这两点,在交子产生时具备了吗?没有。当时之所以在四川产生交子,起初仅仅是由于铁铅钱大量铸行,不便于流通的缘故。“蜀人患铁铅之重,不可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在这种情况下,交子的产生属于一种早熟的经济货币现象。正如萧清先生所言:“在宋代……白银本来很快就将取代铜钱而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可是它的这一发展过程,却因我国纸币的产生及广泛流通而延缓了。”
  从宋元以来几百年的纸币流通历史看,纸币总是处在由铜本位向银本位的演进过程之中,是对铜本位的补充和挽救。可以说,唐代是用帛补铜钱之不足,而宋代则先以铁钱后以交子补铜币之不足,直到清代才将唐代以来徘徊不前的(帛)钱、(交子、铁)铜钱本位转化为(银)钱本位,中间还隔了一个元朝以钞代铜银、明代钞钱银并行流通的阶段。可见,中国交子的产生不仅是早熟的,而且还是畸形的。它是在宋代铜钱不足、铁钱大行的情况下,加上印刷术的推动才得以出现的。这显然不是正常纸币产生的过程。尽管交子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并不具备先进性。如上所述,它实质上只是铜本位的化身。
  19世纪以来,中国的货币文化呈现出一种过渡性格局,也就是说,它卡在封建性货币文化与资本主义货币文化、保守内向的货币文化与殖民外向的货币文化之间。这种畸形的货币格局是近代西方货币文化的国际化趋势与中国传统的货币文化碰撞、夹击的结果,是传统与现代、沉沦与进步、封闭与开放、外来因素与内部因素相互纠缠混合的杂交体。它是以中国传统的铜本位向银本位币进化或过渡为主线展开的。铜本位向银本位进化机制的失灵和在西方货币文化撞击下又不得不进化的尴尬两难局面,使近代百余年的中国货币文化陷入深深的困扰之中。
  更为棘手的是,中国的铜本位面临双重的本位困扰,正如马寅初先生所感叹的:“今日之本位问题,金银二者兼有,实无法解决。”当中国在19世纪以来被铜银本位之转化所困扰的时刻,西方国家又相继步入金本位时代,这就使中国在没有完全实现铜银本位转化的情况下,又遭遇到银金本位转化的问题。从清末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朝野人士无不为此手足失措,时而狂想金本位,时而悲叹银本位,时而欲取西方货币文化之意而推行金汇兑本位。历史的沉重包袱压在这几代人的身上,使他们幻想、呻吟、挣扎和无奈。
  总而言之,中国低值货币本位的形成以及长期延续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隐藏在这种货币本位格局背后的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机理与变迁逻辑。作为一种本位演进环节缺失的货币制度,在遭遇已然经历本位嬗递完整过程的外部货币体系的挑战时,货币困境的出现就在所难免。前面谈到的“恋铜情结”,就其特质而言无疑是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各种利益诉求相互纠缠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低水平的货币制度“均衡”。正是基于这种均衡,曾经负载着无数货币文化荣耀的“交子体系”才显露出其真实的货币面目,这种被誉为全球最早的纸币体系竟然只是覆盖在铜本位之上的一层绚烂“外衣”!循着此后的货币演进路径,铜本位与贵金属货币的冲突此起彼伏,到明清以降则愈演愈烈,并形成了“本位困局”。表面看是货币本位之争,实质上则是既得政治利益与新兴商业利益的殊死竞争,这种竞争随着近代西方高本位货币因素的进入而变得更加纷乱复杂。中西货币体系的冲突迅速凸现出低本位货币制度的“先天劣势”,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货币本位的长期低水平徘徊使其丧失嬗递升级的基本功能,从而未能与银行体系建立应有的联系,最终使得中国的货币演进机制一直缺乏微观金融基础的有效支撑。重要的是,这种货币演进机制的缺陷无疑会对当下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产生长远影响。
  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货币制度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迁而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统一。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短暂调整,人民币制度作为一种不可兑换货币制度开始了它先“服务”于中央计划经济运行而后又经历经济改革与开放历史性巨变洗礼的不平凡历程。这一历程迄今已历经60年的时间,若就中国货币历史数千年的演进过程看,这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在这短短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全球货币制度以及货币交易关系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原有的金属货币本位让位于不兑换货币本位,原本可以兑换贵金属(如黄金)的货币(如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完全淡出了货币历史演进的舞台。既然都是不兑换货币制度,除了完全可兑换性(与别国货币)之外,人民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特别是那些国际性货币在“本位层次”上是否就可以“无差异”或者“平起平坐”了呢?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要对此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需要我们对相关货币演进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考察,这无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研究任务。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那就是相对于那些国际性货币,人民币制度有一个“先天不足”,也就是说,它不存在可以继承并引以为豪的高货币本位“遗产”。诚如前述,贯穿中国货币演进历史数千年的是低货币本位(铜本位),货币本位的升级和嬗递在经历了一系列艰苦的努力和痛苦的挣扎之后终归无功而返,人民币制度就建立在这种未能正常成长和展开的货币演进逻辑之上。相比之下,现今的大多数国际货币,都无一例外地完整经历了金属货币本位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际货币在经历了金属货币阶段的“本位成长”之后,紧接着得到正在发展中的商业银行制度的关键性支持,而随即完成了“外生货币”向“内生货币”(也称银行货币)的转换。经过这种货币转换,一些货币(如英镑、美元等)由于伴随着经济贸易的国际化发展以及现代银行体系的跨国经营而最终被赋予了充当国际经济交易“媒介”的功能。不无遗憾的是,中国大多数时期的货币制度未能经历上述两个层面(金属本位层面与银行货币层面)的货币转换,由此造成的演进环节缺失使得人民币制度先天地缺乏只有经历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过程长期锤炼才能获得的宝贵“基因”。无疑的,这种“本位基础”以及本位演进过程的差异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注定是长期的和深远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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