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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农村金融服务契合点

——两个农村信贷创新模式解析

作者:张艳花

2010年04月22日 摘自:《中国金融》 2010年第8期共有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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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金融在“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总体要求下强调“针对农业农村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这一要求,正是点到了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关键。尽管金融管理部门一再强调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将一定比例的县域资金用于当地,但是多年来县域资金外流的状况并未改变,其原因就在于,在现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下,金融机构难以平衡在“三农”领域的成本、效益和风险。

  如何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尝试,他们试图以新的信贷服务方式来满足需求,并解决金融机构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匹配问题。本期一线话题就选取了其中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都发生在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目前来看,他们的尝试在试点的范围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探讨,提炼出一些有助于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思路和方法。参与本期讨论的嘉宾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吉安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刘葵、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禄劝县支行副行长张明贤和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教授。

 

刘 葵

张明贤

何广文

 

  案例一:“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农业信贷+政府贴息”

 

  基本做法:按区域经济特色成立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并通过互助社章程,选举理事会;以募集的互助基金为担保基金,与银行签订担保贷款协议;银行按担保贷款协议和农民真实需要发放贷款(目前暂定的基金担保放大比例最大为8倍,贷款期限为1~2年,利率等同于小额农贷,要求提供一名会员保证担保);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与银行共同加强贷后管理;兑现税收优惠和财政贴息优惠政策。

  试点地区:江西省遂川县堆前镇鄢背村、珠田乡黄塘村、大汾镇红太阳社区、草林镇冠溪村。

  记者:“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模式中,这个互助基金是如何形成的?

  刘葵: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主要来源于四个部分。一是农户或企业的入会基金,也就是自筹担保基金,由会员自愿出资,每户每年至少500元,但最多不超过1.25万元。当然,前提条件必须是事先已成为互助社正式会员,他们需要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承认互助社章程、信誉良好、品行端正,并且要经过互助社理事会认可后才能加入。二是县扶贫办发放的扶贫资金,每个试点村8万元至15万元不等。三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款。四是互助基金存入合作银行的存款利息收入。截至2010年2月底,在遂川县我们选定试点的堆前镇鄢背村、珠田乡黄塘村、大汾镇红太阳社区和草林镇冠溪村,4个村委会依托各自的互助社自筹到的担保基金、县扶贫办下发的扶贫资金分别为139.1万元、33万元,遂川县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总额达到172.1万元。

  记者:以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为担保连接支农金融机构与“三农”,当时制度设计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刘葵: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年年聚焦“三农”,但是在基层,金融支持“三农”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是巨大的贷款需求,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遂川县8万多名外出务工者中有近50%已经返乡回村,他们在农村寻求发展急需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是农村金融机构规模不调整、不良贷款率不下降、信贷支持方式不改进就无法继续扩大支持,更谈不上满足大额贷款需求,另辟蹊径也就成为必然出路。

  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在遂川县已经发展有15个村级互助社,这些互助社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一定的规模和经验,比如依托互助社内部千家万户的成员对互助社进行共同管理、共同发展,我们认为如果借鉴互助社共同管理的模式,进行贷款综合性管理,不仅有助于支农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和风险,进而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农业产业化对大额贷款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建立起新形势下农民自己的农户信用体系,引导农户树立市场观念,增强诚信意识,提高自我积累、自我管理、互助互济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从长期来讲,对于发展“三农”是有好处的。

  还要提到的一点是,过去我们讲支持“三农”,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办法和措施,比如政府部门的财政贴息、税收减免、扶贫资金的下拨,金融部门的信贷支持等等,但是一直都是各个部门各自为战,“撒胡椒面”式的支持方式效果不佳。在这个模式里面,我们就想尝试把多个参与主体,比如金融、财政、税务、扶贫、互助社、农户等多个主体有机结合起来,发挥“握指成拳”的“抱团作战”效应。同时,这种模式以政府为引导,有固定的依托载体,整合了多种生产要素,能真实实时反映各方诉求,形成“抱团”作战共同开拓市场的效应。

   2009年4月,经过反复调研和认真比较,我们最终选定在遂川县堆前镇鄢背村(“金桔之乡”,农产品集散地)、珠田乡黄塘村(城郊结合部、经济非常活跃)、大汾镇红太阳社区(个体工商户多、本地下山移民多、商贸发达)、草林镇冠溪村(当年毛主席等创建的“红色墟场”所在地)4个村开始试点。

  记者:金融机构对“三农”的信贷支持,通常要求担保。从实践的情况看,以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作担保,与担保公司担保、农户联保相比,其匹配“三农”金融服务的需求与供给、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的优势在哪里?

  刘葵:相对于工商业而言,农业仍然是具有先天脆弱性的弱势产业,因此在中小企业担保中心、下岗失业人员担保中心纷纷成立的时候,针对“三农”的担保机构设立很少。另一方面,担保公司的担保基金一般总额比较少,能够提供的贷款额度也小,并且贷款投向的行业限制也相对比较严。农户联保贷款一般是三五户农户相对固定地合作联系,面不宽且额度在3万元、5万元以内,而且一时不需要贷款的担保方往往因“无利而担责”而不乐意承担连带责任,特别是在两者相互串通的情况下,往往追索任何一方都难能见效,环环相扣的联环保障机制事实上很难发挥作用。因此,这种贷款表现为风险高,但满足实际需求,特别是挖掘潜在需求的作用比较有限。基于这些原因,遂川县农村合作银行自2003年以来6年内仅发放了农户联保贷款1542万元,目前基本已停办。

  但是到目前为止,“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模式表现出相对较好的运行效果。目前共126户互助贷款中还没有一笔逾期或出现风险隐患,同时也带动了区域内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根据我们的统计,2009年年底,4个试点乡镇金融网点不良贷款率为4.64%,比年初下降了3.75个百分点,至2010年2月底,不良贷款率再下降至4.3%,低于平均水平1.17个百分点。如遂川农村合作银行堆前镇分理处实施这种模式后不良贷款3个月内净下降13万元,是近10年内同样下降额度中速度最快、用时最短的一次。

  我们分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把以前信贷中的“一对一”的关系变为“多对一”的关系。随着互助社贷款辐射面大大拓宽,多方对一方的促动作用增强,当一户出现逾期、久拖不还时,其他会员、理事会、银行、财政等参与主体都会积极关注、及时催收,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面对多方的威严和压力,任何一个人都难以躲逃,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机制,使得借款户受到多重监督,道德风险大大降低。另外,社员入会时所交的基金是以互助社的名义存入银行的,并被划分为每5万元一张,一个互助社内会员的借款未还清之前,其他会员的基金难以“净身而出”,甚至有可能被代偿,并且他本人也难以再获得新的贷款,这也使得不少农户自觉要求贷款到期由系统自动扣息。这样的模式,我们认为是很好地利用了区域内的信息优势和乡村的声誉机制,大大降低了银行信贷管理的成本和风险。

  记者: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承担贷前审查、推荐和担保等职责,是这一模式中信贷风险防范的重要部分。这一组织如何实现自我管理,如何从外部实现对它的监管?

  刘葵: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是这一模式中最核心的部分,对它的强化约束和监督管理也是这一信贷模式设计过程中的重要考虑。

  在组织的自我管理方面,我们主要是积极引导互助社制定经全体会员大会通过的《互助社章程》,章程对组织机构、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理事会的职责等作出规定,并注重明确、详细和可操作性。比如,基金募集到位后需向会员公示并不能支付其他任何费用,会员分享互助社有关内部资料信息,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应该说,理事会成员中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政治素质、信誉好、威望高、致富能力强的村干部,在已有章程的约束下,都能加强自我管理。

  我们主要通过四项奖惩机制来实现对互助社的外部监管。一是涉农金融机构与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共同协商签订担保协议,其中特别是要求担保贷款的使用全过程应执行公示公告制度,接受全社会监督。二是在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了追偿义务,比如对到期(含展期)且三个月后经追索仍未能归还的贷款,经办行向理事会出具《代偿通知书》,然后扣减担保基金代为清偿,当单个互助社贷款不良率达到10%时,互助社将被暂停发放新贷款。三是税收优惠和财政贴息的兑现设置在次年初,生产经营不正常、信用状况较差、贷款不能正常归还的互助社及其借款人,将得不到财政贴息。四是县扶贫办对能够安全有效使用扶贫资金的村委会,每年再追加奖励1万~2万元到该村互助社,如果出现审查失职、贷款风险等情况则不再享受这些奖励。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金融在“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总体要求下强调“针对农业农村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这一要求,正是点到了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关键。尽管金融管理部门一再强调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将一定比例的县域资金用于当地,但是多年来县域资金外流的状况并未改变,其原因就在于,在现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下,金融机构难以平衡在“三农”领域的成本、效益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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