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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下认识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访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

作者:本刊记者 赵雪芳

2009年03月01日 摘自:《中国金融》 2009年第5期共有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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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各经济体经济都出现了下滑或衰退,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小动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燕生
: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但是总体来说,近几年自由贸易成为一种潮流。我们经常提到“亚当•斯密大战李斯特”,是指在国际贸易方面一直存在两种理念:一种强调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能够为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带来利益,从而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另一种则强调贸易保护,认为后进国家在“敌强我弱”的时候,要想获得发展空间就必须把自己的市场保护起来,扶助本国幼稚经济部门成长。这两个方面最早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亚当•斯密和李斯特。纵观国际贸易的演进历史,贸易保护主义思潮还是比较持久而且普遍的。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实际上都受益于贸易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的贸易政策也是贸易保护,从而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直到20世纪8O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多国家的贸易政策才不断走向开放和自由化。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来看,自由贸易往往是经济强国或发达国家竭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崇的政策目标,而弱国或后进国家则主张贸易保护。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是19世纪的英国,作为当时的“日不落大英帝国”和世界工厂,英国大力推崇自由贸易,要求欧洲各国普遍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形成关税联盟等,而到了20世纪初,当英国的世界地位下降、其占据全球竞争优势的轻纺工业竞争不过美国的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工业的时候,英国就由主张自由贸易政策转而回到贸易保护政策。
  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当全球经济繁荣时,多数国家会主张贸易开放;而当全球经济下滑或萧条时则主张贸易保护。在经济繁荣时期,贸易不开放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滞后于贸易开放国家。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理论,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克鲁格曼认为,贸易利益的主要来源为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而不是传统的比较利益;主张国家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扶持本国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它通过鼓励有效率企业的更快发展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这样看来,在全球开放的条件下,自由贸易是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的。而当全球经济出现危机或萧条时,就会出现更多的贸易保护。比如上世纪30年代美国在大危机后出台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2万多种进口产品的关税大幅提高,引发各国竞相效仿。每个国家都试图将自己与外部危机隔绝开来,结果反而加剧了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经济出现了下滑和衰退。虽然各国领导人都表示要汲取上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教训,采取必要手段限制本国贸易壁垒升高,但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选择来看,2009年很可能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高发期。
  记者:历史上既然有过贸易保护的惨痛教训,而且国际社会对贸易保护可能带来的危害并非浑然不知,那么为什么还有国家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及其规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杜绝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出现?
  张燕生
: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一直都存在贸易机会主义行为。现实情况是,要自由贸易就都自由贸易,要开放就都开放,如果有的国家在其他国家都开放的情况下自己不开放,它就会搭便车,得到好处。如果利益受到侵害的国家效仿或者报复,就会形成贸易冲突和贸易摩擦。比如,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方面,各个国家在扩大财政投入刺激内需,如果有一个国家没有投入,通过自由贸易,别国的内需扩大就会拉动它的出口,它就会坐享其成,获得别国投入带来的利益。这对大家都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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