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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在找方向,可能已经步入新通道

2017-06-13 13:00:49

标签:2016年11月  分类:

 

近年来,中国经济遭遇了“成长的烦恼”,过去的经验和规律逐渐变得不再适用。如何评价和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真实状态对于未来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以体量扩张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青春期”为未来经济走向成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三十余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中国震撼了世界。在1978年,中国作为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228美元,仅为美国的1/40,日本的1/30,巴西的1/8,人均收入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三分之一。中国依然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工业水平堪称羸弱,重工业刚刚起步,轻工业尚不能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的三十余年间,中国以10%平均速度增长,目前人均GDP已达美国的1/5,日本的1/4,和巴西处在同一水平,若以工业产值计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用了20多年从一个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低于1035美元)变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高于4085美元)。进入新世纪,又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再上新台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用低于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生产出了接近全世界一半的主要工业产品:其中粗钢产量占世界总供给量的1/2,是美国的8倍;水泥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煤炭占世界总产量的1/2;工业专利申请是美国的1.5倍。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列车、机器人、隧道、桥梁、高速公路、船舶、机械设备、计算机和手机的生产国。中国用低于全球1/10的自然资源不仅养活了全球1/5的人口,还提供了全球近一半的主要工业品。回顾过去三十年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再到中高收入国家的两次跨越,可以发现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增长呈现高速度,GDP增速在8%-14%的区间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迅速扩张,GDP总量由1978年的3645亿元提升到2015年的69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升到2015年的15.5%、2008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国民总储蓄由上世纪80年代的1800亿元提升至2015年的33万亿元水平;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1132亿元提升至2015年的15万亿元;投资能力也取得飞速进步,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达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日。这一阶段政府与政策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类似于人类从少年至青春期,块头与力量迅速变化,有什么问题习惯于找家长,也很灵。

但2012年后,中国经济运行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变化: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但增速放慢;经济发展开始追求质量,更具有可持续性和国际竞争力的结构、更低消耗与更高产出的增长方式;同时国民分享更多经济增长成果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开始呈现新趋势与规律,传统的政府行为与政策工具的效应递减。类似于人类发展进入青春期后期,块头与力量还在继续增加,但速度放慢,智慧与技能的需求上升,市场主体的思想意识不断增强,政府职能也开始不断转换,有事情找家长不再灵验。

    二、中国经济当下困境是找方向时期的困境

过去30余年,虽在个别时期对经济判断会出现分歧,但对于中国经济的大方向,主流认识还是较容易达成一致。可是现在,对于1-2年后,甚至对于下一个季度的经济形势判断,社会各方都存在巨大分歧,很难达成共识。我的体会是,观察中国经济现状与前景,不要忽略经济大国的地位因素。中国经济变化首先表现在体量上,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小型经济体转变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型经济体,当前全球只有中、美达到了10万亿美元以上的级别,其他所谓的“经济大国”全部在1万亿-4万亿美元之间。如果按照6.7%的增速来计算的话, 2016年中国GDP总量几乎是日、德、英和法四国GDP总和。目前的中国经济,已经不能简单的从增速这一单一维度去衡量了传统的经验、规律和标准已经很难准确刻画中国经济现实。针对“大国经济”的观察要区别于小国经济,必须用大国思维和发展眼光管理经济。随着经济体量增加,中国经济在增长规律、调控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些传统上行之有效的经验、策略、规律突然变得无效,一些习以为常的数据规律也在变化,相应人们在面对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数字、经济形势时往往产生认识上的分歧,以往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效已逐渐降低,影响周期逐渐缩短。好比家长对“青春期”前孩子的教育方式,在孩子成年后逐渐失效,这时候家长自身需要重新反思。市场及舆论对中国经济的指责、批评很多、建设性意见偏少,过分强调局部矛盾,忽视中国国情与经济特性,缺少深入结构性的细致观察与分析,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困惑,亟待经济学家帮助寻找出路。在此前,中国经济也不断遇到问题和矛盾,波动与调整是很平常的事情,宏观经济政策部门每次都能找到办法,波动与调整周期都不是很长,以至于大家总是信心十足。但2012年以后,情况似乎变了,传统的经验办法不再灵验,政策部门绞尽脑汁,用尽了过去各种办法,都无法摆脱困境。而市场却在不意之间逐渐升级,并逐渐形成趋势,结构变化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困境是找方向时期的困境。

第一,传统的外向型经济面临“天花板约束”。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WTO,世界经济在“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WTO框架下运行,资源和生产要素全球配置,资本和产品全球性流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输出产能,1978年中国商品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仅为1%,2014年这个比例达到12%,2015年进一步提高到14%,这是美国在1968年曾经达到的比重,此后近50年内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本次危机后,伴随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新平庸”,全球需求增长乏力,中国出口或许面临“天花板约束”,虽然出口份额仍然有一定提升空间的,但与过去三十年的外部环境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低端投资、短频快思路受到市场约束。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浪潮下,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服装鞋帽,小商品为代表。在GDP竞赛潮中,地方政府普遍是“短平快”的思路,低技术门槛、、产值高和见效快的低端投资广受青睐,导致低端产能严重过剩。随着劳动力成本、人民币汇率、消费者需求偏好改变等内外因素的叠加影响,传统低端制造业越来越难以为继。

第三,资本、货币效率不断下降。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之后,中国货币供给量M2与GDP增速之间的相关关系明显弱化,具体表现为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对货币政策刺激的敏感性出现钝化趋势,企业盈利增速的下滑印证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与以往相比,单位投资所带来的GDP增量下滑,资本边际效率随着社会投资的不断增加而呈现递减趋势。资本与货币宽松带来的效应越来越弱,影响时间越来越短,因此以中国经济当前的体量,以往任何时期的刺激计划所能带来的效应都将非常有限。

第四,社会与环境压力前所未有。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同时,为此带来的环境代价很高,目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媒体抨击中国经济的“主攻点”。空气、水资源和土壤等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明显恶化,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74个城市PM2.5浓度数据2013年初达到130微克/立方米,京津冀区域2014年更达到151微克/立方米的“惊人数据”;水污染问题严重,河湖萎缩、功能退化,部分湖泊咸化趋势明显,近30年来,我国湖泊水面面积已缩小了30%,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每年因水土流失新增荒漠化面积2100平方公里。社会保障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瓶颈,随着最终消费对经济贡献度的与日俱增,居民对社保的担忧制约了消费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保制度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为提高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依然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仍存不少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第五,国家安全面临一系列挑战。在国内安全方面,“台独”、“藏独”、“疆独”以至于“港独”等分裂势力不仅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国内稳定构成现实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干扰了经济建设。在国际安全方面,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中国东海南海区域安全风险前所未有上升,中日、中韩、中国与东盟都受到了重大影响,甚至还波及到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寻找出路是各界的共同责任。追赶型经济体经济上台阶相对容易,但实现经济升级更加困难

    三、中国经济运行步入新通道,趋势正在确认

观察中国经济,不仅要看总量和增速的变化,更要看经济增长驱动力、经济结构是否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上行期(1998--2007)、震荡期(2008--2012)之后,已进入新的阶段,经济轨迹连续20个季度运行在6.5%-8.5%区间,尤其是2015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趋缓伴随股市与汇市剧烈波动、货币多与资金紧并存、政策迟钝与效应衰减,各界对于未来经济走势争议很大。

冷静观察中国经济现实,无论是行业还是地区,甚至是一家具体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难受还是好受、主动还是被动,取决于是否把握住了经济升级趋势。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通道,运行态势趋稳,展现中长期横向低波动趋势。经济增长(增速变化)方向进入6.5%-8.5%的新通道趋势似乎可以确认,而且经济增长滑出6.5%-8.5%运行通道的概率不大。

1.大国经济结构本身存在一个底部支撑。幅员广阔与人口众多,第一产业形成了稳定性支撑;国际公认的工业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拥有三大门类、41个大类、700多个小类的工业体系,结构稳定性较强;经济水平提升使得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增强了经济活力和韧性。

2.经济结构调整形成新的底部支撑。新世纪以来,第一产业占比趋向稳定,第二产业一直发挥着支柱作用,于2006年达到了工业化的高峰,之后几年工业占比逐年下降,而第三产业占比开始稳步上升,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1985年超过第一产业),成为目前经济结构中占比最大的产业。

3.非工业基本稳定,工业调整接近“死库容”。按照目前非工业稳定规律和服务业发展态势,即使工业零增长,也不会出现经济总量萎缩事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工业行业大类结构分化明显,上行行业的空间刚刚打开,下行行业接近“死库容”,与日常消费相关的行业持续稳定。

6.5%-8.5%区间更象是中国经济运行的“战略需求区间”。着眼于长远战略,中国经济保持在既定轨道里运行更长时间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1997年前后告别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560美元。如果维持人口规模不变,世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616美元)也不变,按照年均7%增速,我国晋级高收入国家也还需要10年时间,8%增速下需要9年。从与其他追赶型经济体的比较来看,以这样的时间长度晋级高收入国家是合理的,而如果速度再下滑,则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从国际经验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将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保持一定的平稳的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总的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长期上行通道、经历短暂剧烈波动之后转轨至6.5%-8.5%区间横向运行通道,这几年实践总体感觉是“新通道更象中国经济增长的宜居环境”,然而着眼于中国国内资源与社会环境以及世界经济周期等多方考虑,未来10年经济增长运行在6%-8%的通道的概率更大。

四、中国经济能否在新通道里运行更长时间,取决于中国经济升级的势头能否持续

努力使中国经济保持在新通道里运行尽可能长的时间,不仅是一种战略需求,也是有基础的。除了总量上已经显露的中国经济底部支撑特征,深入结构性分析,我们也能发现许多喜人的变化。经济升级趋势明显,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能否在新通道里运行更长时间,也取决于中国经济升级的势头能否持续。

(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消费升级正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驱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正在悄然改变,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越来越弱,消费开始扮演起重要的角色,2015年第二、三、四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分别达到60%、58%、66%,资本形成总额的占比下降至40%以下;2016年第二季度更是达到了73%,而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则降至37%,净出口更是出现负值-10.4%。

消费升级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居民消费仍有巨大潜力。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村居民成为新城镇居民后,其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服务消费类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另外,随着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居民对服务型消费支出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及保险领域的消费金融需求必将不断涌现。

(二)高技术、高端装备产业加速增长,低端制造业增速持续回落,技术进步正在推动工业升级。工业内部结构升级,低端制造业、高污染、高能耗工业占比降低、高技术、高端装备、清洁工业的占比提升。例如,比较2016年与2012年工业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六大类行业中采掘业(7.4%->4.2%)、水电气行业(6.4%->5.7%)、传统制造业(25.6%->22.7%)在工业营收中占比降低;轻工业(20.4%->22.7%)、高技术制造业(17.1%->19.2%)、装备制造业(23.0%->25.5%)占比提升。

出口结构优化,高技术产品出口全球份额显著提升。从贸易形式上看,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占比不断降低;一般贸易占比平稳上升;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提高。从2000年至2015年,加工贸易占比从55%下降至35%,一般贸易占比从42%上升至53%,其中,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提高,对主要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比例达25%,仅次于韩国和法国,高于老牌发达国家德、美、日、英等国。中国已成为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的主导力量,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升至目前的45%,位居亚洲第一,同期日本则从26%降至8%。

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提高,研发能力、科技水平接近国际发达国家水平。我国研发经费继2010年超过德国之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GDP)为2.10%,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2014年中国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据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经济下行压力下,高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的相关行业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航天设备制造增速高达26%,信息化学制造增速22%,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及战略新兴产业分别12%、11%,远远高于6%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球市值排名前20的互联网企业中,中国占了7家,阿里、腾讯、百度进入全球前十。随着“互联网+”在各领域持续发酵,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以网上购物、网上约车、网上订餐等新兴业态快速兴起,逐渐成为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网上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全社会零售品销售增速,截止2016年10月底,网上消费累计额增速高达26%,大幅度高于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增速15个百分点。

(三)经济运行效率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改善,正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能否保持这种势头至关重要。目前,单位GDP能耗逐年下降,物流水平位居世界中等水平。中国的资源消耗指标单位GDP能耗从1980年的2.665吨标准煤/万元降低至2015年的0.662吨标准煤/万元,降幅高达303%,单位GDP能耗增速除了2003年与2004年正增长之外,均为负增长。目前中国物流指数达到3.531,高于俄罗斯、巴西、印度,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次于韩国、意大利、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位居世界中等水平。

近年来,国民对于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期盼十分强烈,国家顺势而为的政策安排使民生持续改善。公共财政对民生领域支持逐年提高,基本社会保险覆盖人数较本世纪初大幅增加。在2010年至2015年6年期间,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从2.5亿人上升至3.5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从4亿人大幅度增加至6.7亿人,失业保险覆盖人数从1.3亿人增加至1.7亿人。从财政投向民生领域来看,教育支出从1.25万亿元增至2.6万亿元,增长了108%;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从1542亿元增加至3077亿元,增长了10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从9130亿元增加至19019亿元,增长了10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从4804亿元提高至11953亿元,增幅高达150%;节能环保支出从2441亿元增加至4803亿元,增幅97%。

冷静观察中国经济现实,无论是行业还是地区,甚至是一家具体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难受还是好受、主动还是被动,取决于是否把握住了经济升级趋势。未来全球经济也会继续找方向,传统经济经过近十年的整合,该淘汰的大部分已经淘汰,能够留下至今的,应该是市场认可的。新的业态、经济结构中快速成长的行业,有一个不断确认过程,必然会有大量淘汰现象,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经济趋稳是有基础的,短期波动也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把握已经确认的经济升级趋势,并坚定地予以推进。这是基于趋势思维作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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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凌,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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