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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新监管环境下商业银行如何超越监管要求开展合规经营

2017-05-19 10:49:21

标签:商业银行合规经营  分类:

  2017年3月底起,一场围绕“重服务、防风险、强协调、补短板、治乱象”和以“强监管、强问责”为主线的银行监管风暴席卷整个中国银行业界,监管机构在短短10天之内连续下发了7份文件。其中,为了有效遏制监管套利等行为,银监会重点开展“三套利”( 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三违反” (违反金融法律、违反监管规则、违反内部规章)、“四不当”(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的专项工作整治。在4号文中,银监会要求银行业机构深化改革、积极创新、回归本源、突出主业,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强调杜绝违法违规行为和市场乱象,切实查纠参与方过多、结构复杂、链条过长、导致资金脱实向虚的交易业务,确保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5号文则将银行业乱象梳理为十大方面,包括股权和对外投资、规则制度、业务、产品、人员行为、行业链接风险、监管履职、内外勾结违法、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等。在6号文中,银监会指出银行业风险防控在十大重点领域,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房地产领域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等传统领域风险,债券波动风险、交叉金融产品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外部冲击风险等非传统领域风险,以及信息科技风险等其他风险,基本涵盖了银行业风险的主要类别。在7号文中,银监会则针对突出风险,要求强化监管制度建设、风险源头遏制、非现场和现场监管、信息披露监管、监管处罚和责任追究,并将出台针对表外业务风险、金融机构股东、交叉金融产品风险、网贷信息披露、理财业务等重点的监管办法。此外,银监会先后发出45号文、46号文、53号文布局“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专项检查工作。每一份专项检查都以问题菜单的形式罗列出每一方面的具体监管问题。从这些文件来看,监管的关注重点在于同业、投资、理财业务等跨市场、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产品存在的杠杆高、嵌套多、链条长、套利多等问题。

  与过往的监管风暴不同,是次“治乱”监管风暴决策是由中央最高决策者直接作出的,并上升到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实际上,2017年1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已提出要防控金融风险。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5日下午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习近平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一是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推进金融业公司治理改革,强化审慎合规经营理念,推动金融机构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责任,完善市场规则,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处置机制。二是加强金融监管,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确保金融系统良性运转,确保管理部门把住重点环节,确保风险防控耳聪目明,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强大合力,补齐监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三是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着力控制增量,积极处置存量,打击逃废债行为,控制好杠杆率,加大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开展全面摸排和查处。四是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积极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加强信贷政策指引,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是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既要学会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学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监管意识,提高监管效率。六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金融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负起责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

  从国际银行业最佳实践看,“合规”主要体现以下两方面。其一,是有关银行的经营活动(包括银行员工的个人行为和机构组织行为)必须遵循和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管要求、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等(以下统称“监管要求”)。其二,是有关银行的业务活动必须符合银行业自身行业发展规律和规范及营运方式。后者正是上述监管风暴期望达到的促使银行“回归本源、突出主业”的监管目标的具体体现。就行业特征而言,银行业的行业特征包括:(1)经营管理货币的时间价值(The Time Value of Money);(2)作为金融服务中介;(3)信贷资金和金融服务提供者;(4)专业咨询意见和信息提供者;(5)经营和管理风险,并通过有效风险管理创造价值【包括:有效的风险管理(自身风控),即把风险管理内嵌在产品和服务中和替客户提供风控服务,即把风险管理作为给客户提供服务的核心内容】。鉴于银行业上述行业特征,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必须在遵守和符合相应的监管要求外,还要符合银行业自身行业发展规律和规范及营运方式。其中包括:风险定价、风险补偿和资本约束等,并在既定的风险偏好和业务决策机制下,有所为、有所不为。

  值得一提的是,商业银行的合规经营,不应仅仅满足于遵守和符合监管要求,而应以比监管要求更高的合规标准为最终管理目标(以下简称“超越监管要求”)。以贸易融资业务为例,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在开展包括供应链融资、发票融资、仓单融资等贸易融资业务时,为满足“核实贸易背景的真实性”这一监管要求,往往只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贸易合同》和发票作“表面相符”的贸易背景核实。殊不知,对作为信贷和授信的提供者的银行而言,其业务实质是凭货运提单和仓单等“物权代表”或“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质押或保证进行融资,为确保自身业务的合规和保障自身对客户授信的安全,有关银行除了须要“核实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外,更需要以有效验证和控制相应的“物权代表”或“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为经营管理的关键管控举措。有关银行若能有效验证和控制相应的“物权代表”或“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自然而然也就满足了“核实贸易背景的真实性”的监管要求。

  再以流动资金贷款为例,银行开展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时的其中一项现行监管要求是确保贷款金额“受托支付率”达到80%以上。但从国际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经验看,商业银行在以流贷方式给其客户授信时必须确保:(1)“了解客户”并对借款人自身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及对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构成影响的关联方作出准确评估;(2)通过有针对性的授信方案设计与安排,清晰界定和切割有关贷款使用与对应还款来源所依赖的资产和现金流(因借款人通常同时与多个债权人往来,若不能对这种对应关系作出清晰切割,便无法避免借款人挪用有关信贷资金,最终导致无法如期归还有关贷款本息);(3)为贷后管理和有效约束借款人行为预留“抓手”和其他有效措施;(4)有关贷款使用所带来的资产或现金流足够按时偿还有关贷款本息(即贷款的“自偿性”或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换言之,有关商业银行在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时,若能做好上述四项基本管控工作,其管控结果也自然而然地满足了确保贷款金额“受托支付率”达到80%以上的监管要求,所不同的是,有关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的管控质量会因此大幅度提升。

  回顾过去数年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情况,由于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监管放宽允许新的市场参与者(如“余额宝”的出现倒逼银行推出各种理财“宝宝”产品)以各种形式进入原先长期由银行高度垄断的业务领域、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造成银行不良资产持续上升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各类型商业银行在推进业务转型和业务创新过程中,确出现了不少“乱象”,并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这些“乱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首先,在商业银行助推下,“影子银行“野蛮生长,积聚了巨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已从2011年末的19.2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正规银行总资产的17.2%)大幅增加至2016年12月末的64.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正规银行体系的总资产的28.5%和相当于同期GDP的87%)。其中,由理财产品支持的资产达30.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表外17万亿元人民币,证券公司13.3万亿元人民币)、委托贷款13.2万亿元人民币、信托贷款6.2万亿元人民币、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3.9万亿元人民币、财务公司贷款2.9万亿元人民币、非正规贷款3.4万亿元人民币、其他(包括:金融租赁、小贷公司、典当行贷款、P2P、资产支持证券和消费者信贷公司贷款等)4.6万亿元人民币。此外,由财务担保公司提供的信贷担保额也高达2.2万亿元人民币。就目前情况看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财务担保公司担保的风险最容易蔓延至银行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影子银行在过去数年高速增长壮大,与正规银行为回避宏观调控和混业经营限制以及增加所谓的“中间业务收入”等诱因,而采用“通道业务”或“表内业务表外处理”(即俗称“出表”)等“监管套利”行为有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正规银行主动作为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若影子银行资产出现问题,作为始作俑者的正规银行往往会成为风险的最终承受者,鉴于影子银行与正规银行体系的天然相互关联性,容易发生影子银行的风险向正规银行蔓延的情况,最终影响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其次,商业银行沿用商业银行手法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容易引发由资本市场倒流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目前,商业银行沿用商业银行手法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主要做法包括:其一,把证券承销变成包底式包销。证券包销是投资银行的一大核心业务,按传统金融伦理,投资银行包销和承销证券,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均是以“尽力而为”方式进行(Best efforts basic),即投资银行最终不承担无法推销或分销给投资者部分证券,换言之,能推多少算多少。但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在承销债券时,却是“包底式”包销,销售不出去,就直接由包销银行作为投资者购买,并长期占用银行资产负债表。难怪乎目前我国的债券百分之八九十由商业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包销,而我国四大银行的债券投资组合占用资金占总体资金运用比例长期平均在20%以上。商业银行滥用自身资产负债表,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给我国金融伦理和金融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二,在给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时,以明示或暗示方式给客户提供“本金和最低回报”的双保证。按传统金融伦理和普遍执行的监管规定,银行在为其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时,不应同时提供“本金和最低回报”的双保证,较常见是可以提供保本保证。但从目前情况看,这种明示或暗示“双保证”及“刚性兑付”基本是整个我国银行业界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共同遵守的规则。表面看,短期内能因此吸引客户放心委托银行开展资管业务,但长远而言,会对银行的资管业务构成压抑的负面影响。

  第三,同业往来业务高度集中在资金和资产两方面,银行体系内系统性风险积聚日渐加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商业银行交叉持有对方发行的“次级债”、商业银行交叉购入持有由他行牵头发行的资产证券化资产、商业银行把不良资产打包证券化售予其他金融机构、通过机构间的多重协议交易,在特定时点把表内不良资产转移到表外,以求在特定时点降低不良率等金融造假安排。

  第四,商业银行大规模开展“类信贷业务”,让银行承担无法承受的风险。所谓“类信贷”业务指的是资金来源、交易结构、适用法律等不同于传统信贷业务。这种业务在形式上均通过银行操作向公司机构客户发放资金,在资金投向、发放、存续期管理等环节比照贷款进行管理。其业务形式主要包括直投和表外理财。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直投业务”是表内资金通过信托计划、证券(基金)公司资管计划等,投资于信托贷款、应收账款池融资、票据池融资、固定资产建设融资、经营性物业融资等基础资产,银行收取基础资产的收益的同时,承担异常高的基础资产的风险。“表外理财业务”是指银行代理理财产品投资人将理财资金投资于公司类和投行类资产,并根据相关合同的约定,以资产回收资金支付投资者的收益,合同约定理财产品投资人自担投资风险。公司类资产主要包括信托贷款、应授账款池融资、固定资产建设融资、经营性物业融资。投行类资产主要包括债券过桥融资、IPO/配股/增发(增资)过桥融资、收购兼并融资、类证券化融资、上市公司股票收益权融资、非上市公司股权收益权融资等。这些类信贷业务的操作手法,实际上是将信贷业务的资金来源由贷存比限制之内的存款,以偷换概念的形式变成贷存比限制以外的存款以及表外资金,将传统信贷业务的“一对一”的借贷关系变成经过多渠道多环节、涉及多个当事人的交易模式。终端资产主要还是债权类资产,与传统的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相类似。但由于其表面的“出表”,许多业务的发起时,并未严格按照授信业务进行风险评估和审批,投资期内,也没有持续的监控管理,待到涉险时才“回表”,如此,让有关银行最终承担远超出业务发起时原有预期的风险。

  第五,商业银行近年以业务创新名义,涉足的某些非传统业务特别是投(资)贷(款)界线不清的业务容易积累系统性风险。这些业务包括:(1)商业银行把理财产品或资产管理业务所吸收的资金,直接或间接变成“产业基金”投资于中长期项目。这样的业务模式,在结构安排上不仅明显让有关银行背负额外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而且这类项目投资风险迟早会回流银行体系;(2)商业银行扩大接受“无流动性”和难估值的第三层次资产(Level 3)(没有参考市场价格可以获得,因此只能严格基于估价模型推算)作为抵质押物(如:知识产权、艺术品、欠缺流动性的股票等)融资业务;(3)银行以“杠杆融资”方式给股票市场的恶意收购提供融资,有关银行不但要背负比普通“杠杆融资”更高的信用风险(恶意收购的成功机率较低),还要为此承担声誉风险和违规风险等其他风险;(4)银行理财产品吸收资金被用作股票市场收购合并融资;(5)商业银行直接经营风投基金等。

  总而言之,目前“治乱”监管风暴,正是体现针对包括上述五方面“乱象”在内的“强监管、强问责”监管新基调。在全新的监管环境下,要确保自身业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必须以比“监管要求”更高和更严格的“合规标准”作为自身“合规经营的最低标准”,并把合规经营与“回归本源、突出主业”有机地整合统一起来,使之自然而然地成为具长效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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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简介:

在全球领先的国际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基金公司、投资管理公司及评级机构任职超过三十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各类型大型金融机构的运营和管理实务经验。 现职金融机构管理咨询顾问,专职为大中华区各类型金融机构提供范围广泛的管理咨询顾问服务。因长期为中国各类型金融机构提供咨询顾问服务,对中国市场和中国金融机构颇为了解,并常常能针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日常营运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操作实务问题,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提出其全面和独到的见解及较具操作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除具丰富国际性金融机构管理实务经验外,陈先生也善于相关实务研究工作,出版了《“入世”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ISBN 7-5049-2312-5.1899)等专著。长期为大中华地区各类型金融机构提供包括:业务营运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市场营销及绩效考核等专题的操作实务培训。 邮箱:sunnychanshunya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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