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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新时期中国资本市场改革重点应放在何处

作者:[宏 观]

2018年01月26日 摘自:中国金融新闻网共有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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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整个经济发展的目标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政策、发展理念也随之发生一系列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正担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2018年新年伊始,中国资本市场呈现出新气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教授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一个全球性大国有很多衡量指标,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到最后都会表现为金融的竞争。金融的竞争以一个国家实体经济的强盛为基础,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进入到结构转型时期,中国的金融业目前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正迈向常态化,其改革重点和发展目标正在发生转移。

  发达资本市场首要功能是财富管理

  《金融时报》记者:在您看来,新时期大国金融的基石是什么?

  吴晓求:在新的时期,中国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绕不开的,这就是金融在全球的地位。如果金融在全球的地位不太重要,货币也不是国际化的,金融也不是开放的,外国投资者到这里来投资是非常困难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大国所应该有的金融。一个全球性大国所应该有的金融一定是开放性、高度市场化、有综合功能的,也一定能够很好地分散风险、化解风险、组合风险。

  一个开放大国的金融,其核心功能是财富管理,是分散风险。什么样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有财富管理和分散风险的功能?那就是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才有的功能。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既有融资功能,更有财富管理功能。这两者之间不可分割,只不过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财富管理功能是第一位,融资功能是第二位。这和银行的功能不一样,银行的第一功能一定是融资,银行天生就是为企业融资,为个人融资。但是,资本市场天生并不是来融资的,而是要为社会、机构投资者提供可以选择、流动性好、有透明度的资产组合。

  《金融时报》记者: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整个资本市场是否还存在较大差距?

  吴晓求:是的,所以就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和调整。首先,我们当然要开放,虽然今天我们有QFII、RQFII、沪港通、深港通等,但是还没有达到全面开放的标准。全面开放一定要在遵守中国法律的条件下,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到中国进行投资。所以,对外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化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资本市场不可能发展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

  我们现在离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且不说我们没有完全开放,在一些硬件方面,在一些理念方面,是需要改革和调整的。比如,必须要推进发行制度的改革,因为证券化的市场是一个财富,不是一个筹码,不是一个简单的流动性工具,随时可以卖掉,财富是可以有储藏价值的,既然有储藏价值,这个财富的增长和时间是函数关系。随着时间的拉长,财富在不断增长。为此,我们就要思考,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内生一种成长性。过去我们选择上市公司的标准是它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会选择大型的国有企业上市,这本质上没有问题。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资本市场的灵魂是成长性,其它是放在后面的。

  产业变化带来上市企业标准变化

  《金融时报》记者: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企业才具有成长性?

  吴晓求:一定是今天不怎么样的企业才会有成长性,或者今天一点点好的企业有成长性。如果某家企业现在已经如火如荼,盈利达到了历史顶峰,我不知道它未来怎么成长。但是,在审核发行上市、制定上市企业标准的时候,我们经常把盈利放在第一位。盈利越丰厚越好,一定在上市上占优。我没有对这个标准提出什么不同的看法,只是如果现在身处传统产业当中,利润丰厚的企业一定会在上市不久的未来走下坡路,因为这是产业周期所决定的。企业达到了顶峰就要上市,这是工业化时期的理念。

  当前,我国整个产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很多高科技企业和工业化社会时期的标准完全不同,它没有厂房,可能就租了一层办公室,几个合伙人可能过10年就会创造出一个伟大的企业。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早期,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有多少资产、盈利,有的只是想法、对未来社会的一个坚定的把握,这就涉及到我们整个理念要发生变化。

  《金融时报》记者:理念变化之后,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哪些方面?

  吴晓求:首先,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过去的《公司法》、《证券法》对规范中国资本市场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对推动当时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修改太慢了。有很多好的企业都“走出去”了,这些企业很多不符合我们现在法律所要求的,包括公司治理结构。最近,香港联交所与时俱进调整了上市准则,他们发现阿里巴巴走了对它损失很大,所以进行了公司治理要求方面的修改,现在同股不同权也可以了。所以,这些事情都需要深刻的反思、理解、调整和改革,没有这些企业的存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无法建设成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金融中心。

  其次,推动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这就涉及到债券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时候会狭义地说,把资本市场只看作是股票市场,实际上,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一定包含着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很大,品种很多。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债这两年发展速度太快,国债相对稳定,公司债品种太复杂了,门槛都不一样,交易起来非常困难。国债和广义上的公司债,现在需要加快发展。没有这两个债的发展,债券市场要成为财富管理的市场也是很难的。同时,要实现债券市场一体化,把银行间市场以及场内市场打通,让它们成为一个财富管理的市场,要让债券市场不能仅仅成为银行的头寸调整的机制,也要成为社会财富管理的机制。

  再次,健全信用评估。我们的评估机制不够完善,评估机构没有内生性的生存模式,它自己的利益与评估对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信用评估所出来的结果和债券发行的成本难以有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最后,完善市场监管体制。中国的债券市场有五六个部门在管,实际上这些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债券市场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同一个企业发行的不同债券,实际上都是公司债,他们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在不同的市场发行,在不同的市场流通,对于企业来说非常麻烦,成本非常高。实际上,证券化的金融产品,它的风险都来自于透明度,我们应该废除掉谁批准谁监管,应该按照这个产品的性质来设计监管主体,这才是最有效的“放管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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