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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红色金融的起源——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系列(一)

作者:马德伦

2018年01月24日 摘自:《金融博览·财富》共有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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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成立,掀开了中国金融史上划时代意义的新篇章。7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人民银行,在经济建设中,在金融业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之际,本刊推出“回望”专栏,特邀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马德伦撰文,回首中国金融业走过的峥嵘岁月,讲述红色记忆中的不朽精神和灵魂,重现那些历史瞬间和令人难忘的故事。

  探索新中国金融事业与红色金融的渊源,找寻人民币与红色货币的关系,了解这段历史的发展和延续,追寻足迹进而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我们就可以看到新中国金融事业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就可以更深刻地思考和理解改革开放的攻坚克难。

  红色金融是红色政权的一部分,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刻投身于推翻三座大山的洪流之中。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经历了1927年“4·12”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了武装斗争,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为标志,我们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毛主席领导的农民武装上井冈山、到1928年4月和南昌起义军队在井冈山会师,从而开辟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这一时期,工农武装暴动风起云涌,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力量每攻克和占领一座县城,即从县到区到乡成立工农革命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在打破围剿和反扑、与反动武装反复争夺中,红色区域失而复得,不断扩大,革命武装也不断壮大,为红色政权施政创造了条件。

  我党早在革命斗争初期,即看到了金融的重要性,最初在金融领域上进行的斗争是减息和反对高利贷。而一旦建立了红色政权,即提出和建立了红色金融——工农银行。

  为什么要建立工农银行?

  第一,我们从党的宗旨来说,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要建立人民政权,要让劳苦群众从高利贷的压榨下解放出来,实行低利借贷,以发展和改善他们的经济,就必须掌握金融。

  第二,20年代的中国是武装割据,在金融上也是分崩离析。除了国民党发行的货币和公债外,地方军阀政府自己发行纸票、金库券;各种钱庄、商号发行的“花票”“花累”“商票”等等,乃至市面上各种货币和代用券混乱不堪。军阀敛财,富豪盘剥,奸商投机,人民不堪其苦。在红军占领的地区,急需统一货币。

  第三,有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就有了发展经济、管理经济的职责。要发展经济,就要有资金投入、周转和流通,就有借贷。建立工农银行,可聚集资金,低息贷出,发展根据地经济。

  第四,我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在与反动武装斗争中,这支部队的装备、武器弹药、给养等后勤保障,也需要资金的支持。除了从敌人手中夺取外,来自红色政权的财政支持十分必要。而我们的根据地,即苏区,当时是中国最贫穷的农村,这些地区,除农业种植外,几乎无工业,经济十分薄弱,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这种情况下,对金融的期待就不难理解。

  第五,国库支付的需要。有了人民的政权,就有了财政收支的处理问题。从财政收入来说,在红色政权下,一部分收入来自于所在地的工商企业的税收,一部分来自于没收官僚资本的财产所得,一部分来源于战斗胜利品,一部分来源于打土豪劣绅没收的资产,这些需统一管理。而在开支上,工农政权的必需的支出,工农武装的军事开支和养育费用等也需要统一管理。不仅要制定标准,更要实际记录收支和拨付。尽管在工农政权下设立了财政部门,但核算、收支等账户事项需由银行来做。

  所以,红色政权一经成立,即在“施政纲领”和实践中建立了工农银行。

  1927年8月,共产党员傅柏翠在福建上杭蛟洋乡建立农民协会,减租减息和抗税,并组建农民自卫军。在1927年冬创办了“蛟洋农民银行”,发行了“蛟洋农民银行流通券”,到1928年6月,因地方军阀的围剿,蛟洋农民银行停止营业。这是红色金融的第一次实践,第一次建立了人民的银行,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发行了自己的货币。

  在中央苏区、在闽西、闽东、在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一批工农银行随红色政权的建立而建立。初期,这些工农银行是分散的、独立的,如湖南平江工农银行、浏阳工农兵银行、江西万载县工农银行、修水县立总合作社与银行、宜春县工农银行,湖北铜鼓县生产合作社与银行、鄂东农民银行等等。后来,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红色金融的规模、存续期和根据地内金融的统一就有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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