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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反思

作者:[国 际]

2017年12月14日 摘自:共有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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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金融在线报道)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对全球经济造成深刻影响,十年后的今天对全球金融危机进行重新审视仍然具有镜鉴和警示意义。近日,来自世界各国政府部门的官员、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齐聚广州,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4届全球年会上共论“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反思”,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展望未来。

一、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经济复苏与金融风险并存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危机爆发十年后的今天,美国经济表现强劲,欧元区复苏态势明显,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中步入新常态,世界经济整体上进入复苏通道,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前景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可以说,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经济复苏和金融风险并存的状态。

  中国是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经过增长缓慢的十年,全球经济已开始复苏,在此过程中G20扮演了重要角色,各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监管改革,如加强金融监管、构建全球区域及双边金融安全网等。IFF联合主席、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指出,在这个时期,亚洲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推动的引擎扮演了领导角色。“2016年亚洲贡献了全球68%的增长,2017年IMF预计亚洲仍将贡献全球63%的增长,其中中国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韩升洙如是说。中国对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同。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在谈到中国经济弯道超车时指出,近十年来,“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快速上升,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出口美国的低端产品和中高端产品都有大幅增长。出口的高铁、工业机器人、新能源车都是世界第一。中国自主摸索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沈建光认为,中国实力的加强改变了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良好基础。

  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存在潜在风险

  当谈到当下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时,各国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家普遍认为,目前世界经济仍然存在着潜在的风险。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十年,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开始恢复增长,但尚未摆脱低速低迷的困境。IFF副主席、法国前财长阿尔方戴利,回顾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走势,他表示,虽然世界经济表现向好,但“其实全球还没有完全脱离危机,而且鉴于当下全球不平衡的情形,有再次出现类似危机的可能性。”他还强调:“现在的全球经济情况看上去不错,利率较低,油价较低,流动性充裕,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大家都觉得富有,但是从未来看,目前的货币环境是不可持续的,将来金融市场势必调整,很多国家累计了或公或私的高额债务,地缘政治环境也不稳定,这些都蕴藏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沈建光也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和政治危机并存。更具体地,沈建光指出,当前主要经济体GDP回增,但主要表现在资产价格上升、资本市场繁荣,而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也同时存在。他认为民粹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央行量化放松使得实体经济、劳动生产力提高不多,而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贫富差距扩大。

  就国家层面而言,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与会学者基于全球化的视角,分别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研讨。阿尔方戴利认为,欧美主要经济体都有一些潜在危险,就美国来说,虽然以前美联储实施的货币政策成效不错,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货币政策不可能持续,市场泡沫越来越大,将来随时有破灭的风险。欧元区方面,量化宽松的结果是迫使欧洲央行不得不去购买国债,这其实隐藏了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金融市场破碎、分裂的现实情况。同样在谈到美国时,太平洋养老金协会(PPI)前首席执行官万德博格则指出,美国监管环境的变化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并将对全球未来5-7年的增长动力造成影响。”万德博格还说,目前全球政治上还存在不确定性。当前美国采取针对企业的减税措施,企业资产质量有所提高,商业信心和全球贸易也提高了,投资者行为相比过去更为积极,金融稳定性似乎也在提升,然而,现在仍然存在许多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既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出现,还有从过去的多边变成单边主义。危机后全球政治环境比较特殊,“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能够对全球经济造成较大的影响。”万德博格以美国本届总统大选为例,分析了此类事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她指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正在推出一系列新的监管方式,货币、银行等方面的监管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的监管环境和监管制度将可能对市场形成许多新的挑战。

  就中国而言,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强调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沈建光认为防范金融风险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中国政府布局的去杠杆十分重要。他强调,中国的问题是货币乘数上升快,广义货币在过去十年间增加庞大,存在金融风险隐患。与此同时,治理房地产泡沫、控制信贷、控制债务,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之一是经济较为严重的脱实向虚趋势。“金融一定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行业,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是全社会进行正视听和正认知的过程。从十九大报告透露的八大改革的着力点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来看,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防范黑天鹅,更要防范灰犀牛。” 万喆说。

二、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强化金融监管,走符合国情的改革之路

  首先,有学者总结出关于经济危机的一些经验性规律。万喆指出,从历史上历次经济危机的共性看,一般在危机发生前的数年,美联储的政策都是由宽松转向紧缩,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资本大量流出危机国家。此外,还有专家剖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祝宪总结道,十年前发生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周期性的,也是结构性的。“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各个国家经济政策改革的力度不一样,所以全球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给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祝宪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全球化倒退问题,主要是再分配的不公平引起的。”

  2008年金融危机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给全球决策者以深刻的教训,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政策框架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革。对此,IFF副主席、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从监管的角度进行阐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以下三点值得重视:第一,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根本的要求。由于金融风险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如果不能及时进行预防和控制,就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第二,金融监管要立足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金融一定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一定要优化金融结构,一定要深化金融改革。第三,要注重把握在金融运行当中出现的一些金融风险,如贪快求全,监管制度不执行等。要弥补监管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加快完善监管制度,清理金融市场乱象,引导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

  金融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教训,发展中国家也在金融危机中总结出一系列应对经验,巴基斯坦的经验就值得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IFF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分享了在巴基斯坦的经济改革中,审视国情、坚持适合自己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故事。“1999年,巴基斯坦经济曾一度跌入谷底,国家储蓄已经处于负状态。在国家经济处于极端崩溃边缘的时候,IMF提出了非常苛刻、且不符合巴基斯坦发展的援助条件。那时我临危受命,没有按照IMF的要求去改变,而是在发展产业、解决就业方面进行了大力改革。” 阿齐兹强调:“最重要的不是的依赖别国或国际组织进行经济援助,而是需要发展自己的策略,想办法摆脱困境,要用新的思维去改善经济结构。” 阿齐兹还说,“其实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具有更多的灵活性。”监管宽松、私有化、自由化是巴基斯坦改革中的三个关键词,建立私有化的竞争策略,同时实现自由化、开放市场、开放资本流动、开放外币的竞争渠道是最非常重要的举措。

三、全球金融创新中的新图景:金融科技创新,却也是一把双刃剑

  近年来,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创新方兴未艾,但这种基于科技的金融创新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以IFF第14届全球年会为契机,相关专家学者就金融科技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技术的变革推动金融体系的变革,首当其冲带来金融体系的“去中心化”。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教授认为,联网技术带来新经济的升级以后,新经济对应的央行和商业银行或者银行系金融机构的监管关系和逻辑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网技术是能够去掉传统央行和清算体系经济的终结技术。他指出,如果区块链技术出来,人们能够用另外一维的技术重建中央银行的顶层账户,一二级清算、三级四级结算和五级支付,这个体系在另外一个领域建设,去传统中央银行化的现象就会出现。

  在讨论金融科技创新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金融科技创新的积极意义。金融领域的学者对金融科技创新表示肯定。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叶燕斐指出,“金融科技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工作,在风险识别、风险管理和缓释、风险化解三个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他以银行业为例向会议介绍:“大数据和互联网把社区、消费场景、个人信用联系起来,更精确、更普遍、更低成本的抓取客户,通过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分析信用记录数据,更好地评价个人信用。以管理和缓释风险为例,在做供应链融资的时候,区块链的技术要求合约的各方都同时在计算机上或者在互联网上进行登记,分类账户,这时贸易真实性与各方合约的有效性就有很大的约束,对于管理和缓释风险起很大的作用。”来自互联网技术领域的专家也对金融科技创新持赞赏态度。亚太网络空间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闫伟宁介绍IPV9在金融系统中的应用,并指出IPV9必将会在包括全球金融体系及其他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IPV9和IPV6、IPV4的比较优势在于,它具有更大的存储能力,还能够保证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支持资产地址空间锚,IPV9能确保IPV9实现数字货币地址加密。”闫伟宁解释说。在谈到这轮汹涌来袭的技术革命时,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韦青指出,数字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效率的极大提高,他入:“效率提高相当于成本下降。数字化通过把物理世界变成0和1,再用软件定义一切的方法使得同样一个社会、同样一个金融行业,它们所能承载的行为存在对象的效率就比原来高了很多,这个其实就是数字化的本意。”

  与此同时,也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科技创新带来了新的挑战。eGeneration集团主席Ahsan强调,“在目前的世界里,各国金融体系、国防体系和安全都可能受到网络袭击的威胁,信息的安全性是无法避免的挑战和问题。”IFF学术委员、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学院院长贲圣林则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提出金融科技化、跨界化、智能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一是金融监管可能会滞后于市场的发展;二是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些监管可能会相对滞后于国际一些先进的做法;三是如何监管我国的金融巨头使之能兼顾服务国家利益与消费者利益。

  无论科技还是金融,亦或二者的结合,都要以人为核心、为人类服务。韦青指出,在创新的过程中,不能产生技术迷信论,因为技术再怎么先进,它也是为人服务。他提到,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也好,归根结底是数学或工程学,它只是一种工具。“这个世界上极少数人需要研究和开发这种工具,但需要整个社会的人都会使用工具。谁能够高效的利用这种工具,谁就能赢得这轮工业革命先机。”韦青个人认为。

  对于当下的中国,金融科技正迅速兴起且方兴未艾,而中国在金融科技的市场规模和创新深度方面,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强调:“我们一方面既要眼睛往外望,不断地吸收借鉴各国发展金融科技的良好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眼睛向内看,要立足中国的经济金融实际,充分考虑中国在市场基础、制度环境、监管安排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致力于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信息化时代要求的金融科技发展道路,为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他强调,要把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及是否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作为基本评判标准,从而积极稳妥地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绝不能搞脱离自身发展阶段、超出自身风险管控能力的过度创新,更不能搞打着创新旗号、规避法律监管、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伪创新。李东荣还结合自己金融监管和治理工作实践,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要注重价值导向和创新实现的动态校准。第二,要注重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第三,要注重金融创新和风险监管的适度平衡。第四,要注重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的有机协调。

四、后危机时期全球金融治理: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话语权,中国将发挥更大影响力

  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需要各国的协同努力,这一认识已经在此次会议上达成共识。万德博格认为,各国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稳定经济结构,希望全球成为更加整合的经济体,从整体的角度去解决问题,推进政策和监管方面的改革,形成更加稳健的经济体系。埃德蒙指出,除了各国进行内部改革外,各区域、国家间也要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应对全球发展不平衡,较好管控未来金融风险。

  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应该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巴基斯坦前财长、国立科技大学院长Ashfaque强调,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制定监管规则方面仍处于弱势,这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的贡献不匹配,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制定规则方面拥有更多发言权,这有利于加强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对于全球化不满的情绪根源在于决策过程,有些发达国家拥有过多的发言权,这导致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承受了不必要的惨重损失。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代表性并不匹配它们对全球的贡献,这种状况是不公平的。”Ashfaque的观点也得到了中国专家的呼应,祝宪也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他指出,目前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主要由美国及OECD国家制定,这些国家不仅在制定规则时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采用双重标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没有得到合理的满足。“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还没有拿出一套清晰、可操作的方案改造和改革现在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祝宪指出,“一带一路”在此方面大有可为,“它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

  此次参会者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但他们都赞同并呼吁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韩升洙认为,即便存在脆弱性和风险,他坚信亚洲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且中国有资源支持和缓冲。在政治方面,中国也有决心完成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改革。基于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强调包容性普惠的增长,而不再专注于短期的增长目标。二是解决财政部门的风险、降低信贷和协同监管。三是强调资产特别是外国投资的品质,“中国的市场的稳健性对很多国家都很重要”韩升洙说。Ashfaque强调,中国将在领导全球经济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更符合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公平性。Ashfaque进一步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努力,一方面,在现有的全球金融体制中发挥作用,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减少了美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建立新的机制和新的融资机构,中国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补充了世行、亚开行等机构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不足。对于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国内代表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分局局长王景武指出,近年来我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不断推进IMF份额和治理结构的改革,正在成为未来全球金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领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中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推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存量的改革;继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主动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运用金融工具,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发展,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必须重视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申曙光强调了系统性风险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危险性并提出建议。申曙光认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应该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而非技术性、操作性的风险。他认为系统性风险更多存在于金融系统的结构和方向中。申曙光据此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需要调整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为此,申曙光建议,“金融应往民生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四个方向进行调整。”第二,要增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申曙光认为,“金融系统应该是多主体开放系统,是共赢、公平、公正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量、金融体量大增,目前的金融治理体系与这一情况不相适应,需要增强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话语权。”第三,要充分认识保险业的价值,更加重视保险业的发展。申曙光认为,“保险业在金融体系里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稳定作用,可以借鉴保险业的体制和经验,为金融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孙时联张嘉明: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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