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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曾康霖——建设有特色有创新的金融学科体系

作者:《中国金融》记者 魏革军

2012年10月17日 摘自:共有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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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康霖,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金融学会副会长,全国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曾康霖先生1935年11月出生于四川泸县,1960年毕业于四川财经学院财政系并留校任教,1983~1990年任四川财经学院和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1991~1999年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2000年至今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曾康霖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金融改革与现实发展问题的研究,著述颇丰,迄今共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专著 10多部,他曾经担任过“金融理论系列专著”等丛书以及多部全国统编教材、重点教材的主编,其专著《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金融理论问题探索》《资金论》《信用论》《利息论》《银行论》等先后获得国家和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和社会影响。曾康霖先生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优秀教师,1996年被授予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称号。鉴于曾康霖先生在金融教育、金融学科建设和金融学术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2012年6月,“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特授予他“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记者:感谢曾先生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一直潜心金融学科建设和金融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成为我国著名的金融教育家和金融理论家。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教学与科研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曾康霖:自从1960年毕业留校,我这一生半个多世纪都在从事教学,培养人才。从事教学、培养人才离不开科研,可以说我的科研是教学逼出来的。可以说,我在金融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得益于教学工作。就我的经历来看,教学与科研之间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大学是培养高端人才的摇篮。一个优秀的大学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照本宣科,必须关注和钻研本专业相关的前沿理论和学术动态,做到教学水平与学术水平同步提高。大学教师思考和研究学科建设既是本职工作的必然要求,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我把学科建设问题作为我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学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学科定位、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材建设以及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等多方面的统筹规划。回顾我们走过的历程大体上可以作这样的归纳: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83年为止,我国的金融学科建设基本处于传承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对金融学说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1986年出版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1988年与何高著教授等共同撰写出版《马克思货币金融学说原论》。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不是对西方经典作家的论述作简单的介绍和解说,而是根据作家的原意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理解和发挥,同时进行了比较和评论,为我国的金融学科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我在关注国外金融学科发展的同时,着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尽力站在学科前沿,进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继承和弘扬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我认为,学科前沿不等于学科热点,更不等于对策性研究,它代表着学科发展的方向。比如近年来金融学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前瞻性的问题:基金的兴起会不会取代商业银行?电子货币的兴起、网络银行的出现,央行的货币政策还管不管用?欧元区形成后还会不会形成亚元区、美元区?全球的货币会不会走向统一?行为金融学会不会取代功能金融学?等等。这些都是金融实践中提出来的并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学科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一些约束条件和行为原则:学科建设与发展有待其他学科发展的配合,有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要继承传统,适应我国现有体制,又要改革开放与国际惯例接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可以适当超前,但同时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要结合中国现实;金融学科建设要站在理论前沿,站在前沿不能一知半解,更不能把它弄成“玄学”,使人如入云里雾里。为此,需要考虑师资队伍的适应程度、学生的接受程度以及实际部门的运用程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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