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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萨金特:“我还没备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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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03日 摘自:《金融博览》2011年11月上共有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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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卡洛琳接起电话的时候,她的丈夫托马斯·萨金特正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准备出门,他要搭乘火车去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研究生们在等着他上宏观经济学理论课。
        然而,这注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早晨,电话里带着“瑞典腔调”的人为托马斯·萨金特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这位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和他的老同学、老同事——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教授一起获得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还没备好课。”这位68岁的老教授说。他既没有马上将喜讯“昭告天下”,也没有对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任何获奖感言,而是按时登上了纽约开往普林斯顿的列车,并伏在车厢的小桌上认真备完了课。
        “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讲不好课,学生们是不会饶恕我的。”萨金特说,他让随后而至的所有采访电话都“扑了空”。

有主意的少年

        这份“坚持”早在50年前就已显露。那时,17岁的高中生萨金特正面临一个重大选择——提前一年毕业,去俄勒冈州立大学学习;或者再等一年,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而萨金特的父亲当时正好有机会在俄勒冈州开一家公司,全家都能搬去,“我不要去俄勒冈,我要去伯克利。”如今91岁的查尔斯回想起儿子当时倔强的表态,禁不住笑出声来。这个“有主意的年轻人”在1964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得到了他的本科学历。
        萨金特是“全能型选手”,如果为他涉足的学术领域画张地图,那绝对称得上是横跨文理。他在伯克利获得的是文学学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研究经济学和在几所大学任教的过程中,这个“一直逃避数学”的青年学者渐渐意识到了数学的重要性。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投入数学学习,甚至已经当上教授了,还常常到数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堂上去旁听。

学界领袖

        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听到萨金特获奖的消息,恐怕最可能的反应是“终于给他了”。萨金特开创了理性预期学派,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萨金特的理论在过去的20年中既改变了学术界对宏观经济的认识,又改变了年轻的经济学家研究宏观经济的模式,而且也深刻影响了自由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他在如何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怎样稳定通货膨胀与解决失业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萨金特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最著名的就是1976年他与内尔·华莱斯教授一起论证的“政策无效性命题”。萨金特告诉我们,打破对政府的迷恋,别指望政府是超人。萨金特与华莱斯将理性预期引入到宏观经济的研究之中,此后这个名词就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术语。
        萨金特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对政府解决经济危机的力量的传统见解,看看各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应对举措,再看看现在出现的政策效果,难道萨金特这些先驱者的预言不准确吗?

严格但有趣的老师

        尽管萨金特在课堂上讲到兴起就会一屁股坐到讲台上,不过,他对学生的要求从不“随便”。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回忆自己的老师“是个科学家”,教书一流,说话时学术性很强。面对学生提问,他往往会抛出一些复杂的方程式,一般人很难弄懂。
        曾在芝加哥大学上过萨金特课的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建甫也说,萨金特是一位自律甚严,上课从头到尾都在写板书的教授。这位教授年轻时还服过两年兵役,至今哪怕出差在外,他也要到酒店的健身房锻炼。
        “他非常严格,即便是研讨小组,学生也不得无故缺席,还规定讨论时不得胡乱引申。”一个学生回忆道,在要找工作的那个学期,萨金特会把所有学生组织起来,一个个进行模拟面试。有学生私下请教论文撰写中的问题,他也会坚持用正式“答辩”的方式解决。
        在纽约大学,萨金特和妻子卡洛琳组织了一个论文研讨小组,他负责学术,妻子提供食品饮料,还用自家的炉子烤制风味蛋糕。小组讨论几乎风雨无阻,地点有时在学校,有时就在萨金特自己家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的朱胜豪博士第一次在小组发言时被萨金特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语法错误。讨论结束后,他又被叫到了办公室。“在美国工作,你的英语要提高。”萨金特说,他帮朱胜豪报了语言课程,还替他付了几百美元学费。
        除了严谨和亲善,许多学生都知道,老萨最爱“讲故事”。在普林斯顿大学宏观经济理论课上,他会讲起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22岁骑在马上打英国人,边打边想出了美国经济框架。而讲到“社会主义福利模型”,他会说起洛克菲勒和经济学家兰格的一段往事,感慨“那时的芝加哥真是个社会主义的天堂”。从打野鸭到钓鲑鱼再到选红酒,萨金特什么都讲。他的学生至今还记得这位“文科出身”的经济学教授的名言:“《安娜·卡列尼娜》开篇讲,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告诉你们,静态模型都是相似的,随机模型各有各的不幸。”
        在某一堂宏观经济学和《百年孤独》“串讲课”即将结束时,他向学生们告别,“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我看过许多学生,我知道你们这些人超出我教过的平均水平,我想说,不要放弃研究。”说着,他拍掉手上的粉笔灰快步向门口走去,学生们集体鼓掌,直到他走进电梯再也听不见。(摘编自2011年10月19日《中国青年报》 秦珍子/文,2011年10月14日《理财周报》 王小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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